每年官方的税负数据是百分之二十几，这个数据很难被大家接受。

中央政府发行直接对央行的特别债券，央行将64.000亿元人民币转财政部，财政部用于改善民生等。一是中国企业和个人出口结汇，二是来自外商投资的资本流入。

第三，既然央行现有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据悉是央行新发了22.6万亿元人民币‘买来的，22.6万亿元就在国内流通着（包括定期存款）。不过，倒是可以考虑由财政发债的方式来购买部分外汇储备，成立主权养老基金。这是应当坚持的正确观点。但它们仍是在中国模式中的外汇结算，即约有3500亿美元仍然属于央行发票子负债的结汇方式。（一）外汇购原油国内加工销售→回笼货币→冲减央行总负债→中央政府特别债券（直接对央行）→收入货币转财政部改善民生等笔者提出一个假设：假定外汇局用10.000亿美元购买原油10亿吨，交给中石化公司。

这是赵先生为了不能把外储额度全部理解为老百姓的血汗钱做出一种辩解，所有必要分析讨论一下。它的结果就与（一）方案相同。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

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通过减税返利于民条件成熟……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这句话在当下愈加显出意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的确，对于人口众多、结构复杂的中国而言，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进入专题： 吴敬琏 中国经济 改革 。在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驱使下，出现了严重的上访现象，以及作为应对的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产业。

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大型银行凤凰涅槃，从30%多的不良资产率到如今的丰厚利润，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经成熟。随着创业板的推出，民营企业成为上市主体，证券市场扶持国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废除IPO审批制时机成熟。要政府放弃权力，就像高西庆先生所言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

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对于政治改革，决策者也应有这样的胸怀。

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河，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

维稳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5的同时，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严重不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改革不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鉴于环境污染的广泛性，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仍将不断出现。

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2011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今年预计突破10万亿大关，以优厚财力去弥补社会保障缺口、加强医疗、教育领域投入，条件成熟。

压力之下，大连PX项目被勒令搬迁、海宁晶科能源控股因为污染被勒令停产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开班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

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政府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而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

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些绝对化。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

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一是金融创新不足，开放得不够;二是监管上也有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

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这样，中央银行就变成了一个被动超发的货币政策工具。

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尤其到了2000年以后，垄断性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明显放慢，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

国务院领导人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